从追忆中突围：2021年短篇小说观察
黄平 李晓晴
一
当今的我们，在经历疫情带来的停顿以后，已然意识到我们身处于一个需要不断处理记忆与经验的时代。小说写作面对的疑难，不再只是在形式与内容上构造出不同的审美模型，而是如何在一个不再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在日新月异的感官体验中紧紧把握住我们的生命。如果说不断在当下与追忆之间来回切换的意识流动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特征，那么超越当下，从追忆中突围便是这一特征的自反，也是文学必要的价值。写作者一面采用不同的叙述技艺建构自我感受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一面为防止作品在各种经验的堆积中下沉，而自觉地创造出种种突围方式。
最直接的一种策略是借助单一视角，塑造出高度风格化的现代独白，在每个人物对事件和经历的追溯中，探讨客观遮蔽或主观逃避的可能。比如潘向黎的《荷花姜》，讲述日料店老板丁吾雍目睹两位顾客的感情由发展至破灭的过程。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已指明了店主视角的单向特征：“每一次看见那个女人，丁吾雍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响起：应该去报案。”[②③④ 潘向黎：《荷花姜》，《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显然，此刻的丁吾雍仍陷于对“荷花姜”杀害恋人的误会中，谜底还未揭开，而真相在握的作者徐徐叙述丁吾雍对这段爱情故事的追忆。都市生活中有遗忘，自然也有记忆，明媚而热烈的女子“荷花姜”便是丁吾雍记忆中的“不可溶晶体”。丁吾雍致力于维持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微妙和谐。如此矜于世故，他对自身把控现实的能力高度自信，比如学习核心技术，成为餐厅主厨，以避免变动可能带来的困境;为得到窥察客人的方便，他竭力在沉默中让自己隐入背景，“甚至连每次对坐吧台的客人递上的微笑都减到半明半灭”。②至于旁观造成的“不得其解”，他宁可不去求解，还暗自认定他们是“婚外恋”关系，因为“他相信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③丁吾雍之所以对“荷花姜”记忆深刻，正如他将其命名为“荷花姜”，是因为她拥有日常所罕见的非常滋味——“模样娇艳，味道奇特霸道”。④然而这滋味又在他的神游中，被指认为上海都市女郎的“气场”，由此不无矛盾地揭示了这位厨师对“荷花姜”的偏爱实为一种“现代口味”。只要人有口味选择，一件寻常物便可被看作不寻常。正如荷花姜这一草本植物，可以是菜，也可以是花。
因此，当女子绝望地告诉丁吾雍她杀害了自己的爱人时，这就好比在水中引爆炸药，无声而震荡。“荷花姜”造成的刺激超出了预设：“这么好看，怎么可能杀人？”[② 潘向黎：《荷花姜》，《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丁吾雍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生活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位女子带来的体验远不止是某种口味的“性感”想象。在这一刻，“荷花姜”突破了审美边界，“那一瞬间，丁吾雍感到在她的身后，是一大片空虚”。②女子把丁吾雍视作知己显然是表象造成的错觉，后者终究只是一个有品位的男人。在丁吾雍的视野里，他既不能洞察事件的真相，也无法真正透视“荷花姜”的内心。即使“荷花姜”关于杀人的自白因黑衣男人的重新出现而被证实是一句气话，但对内心漂浮的丁吾雍来说，这仍是一场激荡的白日梦和一次华丽的冒险。不管怎样，对于危险魅惑的梦幻，随着这一事件的结束已宣告消亡。《荷花姜》透露的真实讯息是，人们自以为熟悉的日常经验将在某一次抵达边界之时失效，将错就错和得过且过的想象掩饰了不可靠的合理性与蠢蠢欲动的好奇心。正如丁吾雍眼中一向气势非凡的黑衣男子，只有在面对前妻时“萎靡里透出轻松”，才“显得真实”。当事件由震荡归于平静，它在人物的内部铸就了某种终极失落。这一点使丁吾雍实现了突围，某种程度上平复了他当初放弃到日企闯荡一番的遗憾，真正在“吾雍”所寓意的从容和谐中达至自我圆满。
同样采取限制性视角独白叙述的，还有鲁敏的《味甘微苦》。小说在夫妻两人的视角间来回切换：丈夫徐雷认定近来心不在焉的妻子已经出轨，为避免让儿子重复自己失母的遭遇，他选择忍辱负重，勉强维持婚姻。另一方面，妻子金文的13万元私房钱在一次诈骗中被全数卷走，参加讨债群的集体行動时，她认识了独自抚养脑瘫女儿双全的老展，三人发展出“相濡以沫”的情谊。金文渐渐看不得徐雷“那种忍让的、装糊涂的样子”，“每次一浸入讨债闹事的情境里，就觉得她跟老展、双全、轮椅，是完全一体化的，是整个儿的捆绑，那种彻底的交付，倒让她放松。反而是回到家里，在徐雷、小雷身边，三心二意的，人裂成几瓣，很不舒服”。④⑤⑥ 鲁敏：《味甘微苦》，《北京文学》2021年第11期。]金文、老展和双全三人共同的性格、遭遇和目标激发了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亲和力”。无数细碎的挫败组合成一种绵延可感的生活状况：“这回，算得上是一次特别的重创吗，也谈不上。一直都是屡战屡败吧。……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她的语速像泥石流一样，带着灾难的气势，而泥石流中的笑，可真有点儿硌耳朵。”④
无论是徐雷撒网，小雷放风筝，或金文把欲望列成了一张“浮华的小资产阶级清单”，他们总有方法营造一种愿景，打发自己的生活。好奇的双全乐于听金文细陈这13万元是如何在零碎的算法和延迟满足中逐渐积攒起来的。生活的泥沙俱下并非只是不堪重负，也有别样的负隅顽抗。另一视角，耽于自伤的徐雷希望金文想起两人当初在病房的相知相恋。但本来也不是机缘，而是疾病引发的共情使他们结合：“她跟徐雷的最开始，不就因为两人都刚刚割掉了阑尾吗。她和老展，所被割掉的，可远远不止是那节子无用的小肉肠。人们哪，都会因为失去而共同沉陷吧。”⑤一开始，徐雷的养母姨娘和金文也“确实不亲”，一次偶然撞见金文带双全在广场讨债，才打破了过去对金文“傲滋滋”的误解。姨娘不仅没有追究金文藏私房钱，而且“像是突然被启蒙”，和她们热烈地讨论起“清单”所罗列的奢侈生活。在故事结尾，姨娘主动向金文提出想要“入伙”，“加个老太太，效果肯定更加好”。⑥一种奇妙的情感作用力代替血缘在婆媳之间建立起联结，甚至比她与养子不生不熟的关系更为亲近。正如小说题目“味甘微苦”所寓意的，人们在世俗的疑难中打转，不能脱身，但这些经历就像饮中药一般，略微苦涩却有回甘。
二
记忆不仅是对过往事物的呈现，“构造”着一切实体经验的形态，同时也是超越性经验的真实起点。《荷花姜》《味甘微苦》两篇小说呈现了现实的进程如何从人物既定的记忆或认知中突围，借视角的盲区来冲破认知表象的遮蔽，描述生活的特定真相。在当下时代，写作者们要求从表象经验中突围，从一种浅尝辄止的碎片化体验中挣脱出来，在对历史和当下经验的追索中整合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当经验的追忆拒绝下沉为特定意识表象的堆积，它便不是全然无用。相反，它将使我们靠近一种更为原初的意识。如此，追忆作为一种动态的探寻，融入故事的结构，甚至化为结构本身而超脱其外。在今年的众多小说中，《恍惚概要》《喝汤的声音》《雪山大士》《海与荒漠之间》等不约而同地提及2020年以来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以前科技快速发展，引申出未来主义的世界图景，体现在人工智能、赛博格的热烈讨论中。写作者也试图将既有的历史与未来叙事接轨。但在今天，疫情却让人类的时间之流暂停了。这一事件使现实从经验中脱落，在另一层面上又使现实从中突围。个人的时空感受发生了改变，从而带来一种新的反思：“人其实没自己想象得那么恋旧，对过去的记忆总会被新发生的事覆盖甚至替换，不管深层里埋着什么样的石头、矿物，人们都只看见表面的浮尘和枯叶。那才是人对生活最主要的感知。”[刘汀：《恍惚概要》，《作家》2021年第2期。]同时，它在人与历史时间之间形成一道阻隔，成为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乃至整个文明时一种新的参照系。
在遥远的黑龙江，当食客们举起手中的酒杯时，“五颜六色的口罩有点鸟儿挣脱樊笼的意味，向上冲去”。[迟子建：《喝汤的声音》，《作家》2021年第7期。]后疫情时代，《喝汤的声音》这个有关乌苏里江畔少数民族百年历史的传奇故事，被当下赋予了别样奇异的历史意趣。在“摆渡人”对“我”讲述这个传奇的同时，传奇里的哈喇泊和他父辈祖辈也不断向同时代人讲述这个爱恨交织的故事。他们近乎顽固地保存着这个家族的记忆，直到历史的航标来到眼前。人们已听烦了这个故事，就连奶牛听了他讲的故事都将无法产奶。史诗之死是每一阶段历史的必然。同样，哈喇泊也没有后人传承故事，犹如牙齿铭刻一个人的一生，哈喇泊的家族史注定是“满嘴的残垣断壁”，是“无后”的历史废墟。唯一得到延续的是这个没有牙齿的族人喝汤的声音，它化为一种“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的生命力量，被收纳到乌苏里江的强风江水之中。而当下，“我”的爱人被山洪卷走，与哈喇泊族人遭遇的丧失在这不可挡的生命之流中叠合。唯有“摆渡人”以自然之名传递着人类的故事，向正经历疫情冲击的我们确证：人们的生命、魂灵终究与山河的血脉连成一体，而生命之树长青。
《雪山大士》呈现了个体对历史变幻的另一种体认。在著名足球运动员D对历史的感知中，柏林墙倒塌对生活的影响还不如几年后一场小火灾造成的失落来得真实深刻。后者烧光了家中一切与东德记忆相关的物品，包括曾外祖父从中国带回的佛像。因为这种真诚，D将后来的职业视作一门艺术：相比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现代足球，他宁可优雅从容地踢古典前腰，尽管这种踢法富有观赏性而无益于胜负。和D享受球与脚的触感一样，他的理疗师赫尔曼仅凭听觉就能做出诊断，对内心感受的诚实与敏感使他们彼此欣赏。然而，极致的外在体验伴随着生命的同等损耗，D终究难以摆脱职业生涯带来的情感激荡，在比赛失利的压力和重伤后的漫长疗养中自暴自弃，“渴望逃离自己，逃离这一塌糊涂的剧本”。[④ 陈春成：《雪山大士》，《收获》2021年第5期。]在雪山大士像与释迦牟尼传说的启示之下，D一度释放自我意识，跟随苍鹭飞出足球赛场。但这一超脱只不过是某种虚伪的排解，“仅限于诸事不顺的时候”。④与虚无的第二次缠斗中，D模仿赫尔曼低下头倾听自己的膝盖，在“积液的湖底”听见缓缓升起的一声“唵”，那是尝遍世间情爱而深陷虚无的释迦牟尼在自杀前听到的救赎之声。
更有意思的是，与第一次宗教式的精神出走相比，“唵”的声音不源于超验：“与其说是精神遭遇，不如說是生理体验。”
[③④ 陈春成：《雪山大士》，《收获》2021年第5期。]
它来源于D对内在生命的倾听，来自体内“只有自己能听见”的真实声音。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它是存在的声音或绝对的声音，而非某种语言。〔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19页，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D不再将身体的伤痕损耗当作外在秩序所要求的条件和结果，而是将其当作自我生命的痕迹。正如《局外人》的默尔索临死前回想起家具的每一道划痕，那是生命的痕迹，是一个人的历史，不带有任何功利的玄想。D清空了职业的负累，从持久的外部负累中突围，回到了原初空白，因而具备了向广阔未知空间开放的可能：“一切乐趣都是新鲜的，像孩童一样无知而欢乐。”③当他放弃成为一个“演员”，便与其“背景”不再离异，不再时刻面临自身价值形象堕落的危险。也可以说，D已经是一个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正如“我”在故事开头的陈述，“没有一眼认出D来也许是因为背景”：“他惬意地陷在角落的软椅中，而不像过去我所熟识的那样，置身于一片翠绿和山呼海啸间。”④
从自然崇高者处追溯生命之源，或蛰伏于内在经验探寻出路，文学对记忆的超越还在于自反式的想象——从历史的连续性中浮出，观看它的流动本身。这是人所独有的对记忆最高层次的追索。李宏伟的《神奇五侠》将流动的时间切割开，剪辑成一篇和谐的宇宙乐章，时间在历史追溯和当下现实之间来回跳跃。当下的他第一次邀请她到宿舍做客，并看了一部漫威电影《神奇四侠》，其间不断穿插与这次经历有着模糊关联，却从属于他们此后58年生活的片段。当下与历史在场景的频繁切换中交汇。在这里，他与她的过去和未来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在浪漫的想象中被立体地结构起来。当“神奇四侠”在一次云团加速中获得了各种超能力，她问他想要拥有哪种超能力，他冒出穿梭时间的念头。尽管沉浸于当下生活，他有时看不清时空的面貌，甚至不小心“忘掉坐在身边的她”“把她还原成了可能坐在旁边的任何人”，
⑥ 李宏伟：《神奇五侠》，《小说界》2020年第6期。]
但在主人公的想象中，“宇宙流如此强大，云团的速度如此之快”，⑥时间将映照在他朝向她“绽放”的每一个瞬间，最终凝成一朵拥有无限层叠空间的红玫瑰。
《海与荒漠之间》将破碎的现实和诗性的想象结合，在梦境/现实/寓言中打开了疫情世界的整体视野。美籍主人公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左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人公装上假肢，艰难地适应着隔离生活。世界在战争和瘟疫种种阴影下运转，不断“被丧失”的生活早已支离破碎。主人公重拾漫画家的梦想，创作了《我的左腿》：在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荒漠上，左腿、地雷和海星相互和解，结成逃出荒漠的联盟，他们期盼回到南部的大海。在海里，海星就能长回原来的样子;在海滨，地雷碎片可以生成铲子挖土种花;而那条左腿将在主人公梦里重新变成人。正如海星所说，天上的星星拥有各自的海，但都已干涸，“地球也是星星，可幸运的是地球这颗星还有海”。⑧ 倪湛舸：《海与荒漠之间》，《小说界》2021年第5期。]在小说中，海洋成为希望所在的应许之地和关于和平的浪漫寓言。人们被驱离水域之后，世界经历了种种痛楚，因此当主人公从顶楼眺望，城市始终是陌生的，“入海的河流之上横亘着连成一片的钢铁桥梁”。⑧但在脚手架和海水之间，隐藏的不只是结构的欲望和侵占，还有对生命最后的爱意，以及突围的希望。
三
或许可以说，一切追忆的行动都面临着一系列创伤性遭遇。在小说《跳马》中，阿毛和福元到芦苇荡躲避即将到来的敌人，一派祥和的乡野风景舒缓了战时的紧张情绪。沿着这样的节奏，小说图绘了战时上海的民间人情。在孙犁、汪曾祺等作家田园牧歌式的战争书写背后，总有一个和谐统一的思想信念，而《跳马》却暴露了日常情景之下人们内心的破碎。故事开端，主人公阿毛的身份不明，只知道是上海本地人，家人都死了，討饭时不知怎么跟定了游击队副队长;阿毛原本读过点书，只是满嘴脏话，极憎恨日本人;跟福元和芳蕙的两次对话中，他没来由地认定日军轰炸时“宁可跳水里，不可躲树林里”，[路内：《跳马》，《小说界》2021年第4期。]还遭到了福元的嘲笑。与此相关的真相被掩盖于轻快和谐的牧歌背后。直到后来真相才被揭开：日军战机轰炸上海时，阿毛的家人跟随人群躲进树林，炸弹引起树林大火，人们烧成了焦炭。他在桥洞下面逃过一劫，也目睹了一切。面对战争的残酷，阿毛既像大人一样早熟，也有小孩本能的恐惧。因此，小说从不称阿毛为阿毛，而是反复提醒读者，称他为“小孩”。正如射击在和平年代是奥运会上争夺荣誉的竞技，但在战争年代却是残忍的杀人行径。原本从事体育教育的大队长让阿毛练习跳马，期盼阿毛将来能得奥运奖牌。对这两人来说，跳马与其说是对和平的期许，不如说是同田园生活一体的、浪漫化的自我疗愈。通过跳马，通过田园日常，他们对和平进行演练和预习，而暂时忘却战争时期的扭曲人性和创伤记忆，找到当下支撑自我的根由。最终，大队长还没有看到阿毛跳过木箱便牺牲了。以田园为表象的诗意叙述，也无法遮蔽战争救赎的无望。
《小野先生》则从战争的施暴者一方印证了救赎的不可能性。历史学家小野先生在“我”的带领下参观伪满洲国的遗留建筑。途中，他试图从墙壁照片中找寻父亲的身影，并向“我”讲述了他的父亲——老小野先生——作为侵华者充满负罪感的一生。过去小野先生曾在学校里被霸凌，父亲到场制服了霸凌者，却不若其他父亲那样责备他的怯懦。侵华时期的屠杀记忆造成父亲长久的梦魇，他认为自己和战友都不配宁静地死去，因此临终前“抹掉了他所有的生活痕迹”。[③ 金仁顺：《小野先生》，《人民文学》2021年第2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下伪满洲国遗址堆满了迎合旅游需求而刻意“做旧”的物件，“真”的历史被消费景观掩盖。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记忆默然退场，唯有“小人物”的创伤经验变成了活生生的记忆，并被后代隐秘地传承，“用字词和叙述把老小野先生清除掉的东西一点一滴地还原回来”“总好过一片虚空”。③小野先生直面与反思历史的勇气是反抗遗忘和虚无的力量。同样是探讨勇气的话题，董夏青青的《礼堂》以写实的方式，记录了中俄边境艇队士兵的集体生活与个人记忆。小说开头，教导员在惊恐中误将草甸子当成了死人头颅，相比淡定上前查看的艇组长，他发现自己“尸从了”。反思之余，他追溯起父亲在前线当炮兵的经历，以此重获对抗恐惧的力量。艇组长一直对争取荣誉不积极，因为他内心深处埋藏着一段往事：野熊闯进家里时，他抛下母亲和妹妹自己跳窗逃生，受到母亲的谴责，后来当兵是为了改变当地人对他“没长心”的评价。两个士兵的讲述在追忆和当下间横跳：即使他们是军人，面对生活的意志也并非与生俱来。在朝向创伤的反复回归与对位中，小说人物不断地挣扎、解脱和生长。
不同的是，班宇《缓步》中的主人公拒绝虚假的记忆“缝合”，〔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真实眼泪之可怖》，第95页，穆青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或任何形式化的创伤调解，他甚至不想拥有“自我”：“人一旦有了这种意识，就很可怕，像岛屿上丛生的密林，沙沙生长，不止不歇，直至遮蔽全部的光芒与道路，长久困在噩梦之中。”[⑥ 班宇：《缓步》，《收获》2021年第4期。]从小说本身来看，缺乏实体填充的“裂缝”遍布主人公的生活。叙述因此呈现出残缺形态：缓步台“左侧如悬崖，下面是无声的幽暗”，⑥居民们拉着帘布的北窗，白色的墙壁，荧光屏里的海水，在风中飘着的答案，没有声音的手语和始终不得要领的手势，突然脱离小说背景的想象、童话以及其中（如希区柯克的“群鸟”一般充满非理性敌意的）数万只企鹅。这些实物被作者呈现在不可穿透的空间之上。由于只有其表面可被捕捉，这些事物深不见底，无法归入现实世界中。主人公缓步在深渊旁，凝视着深渊本身的伤痕：“这并不是我们个人情爱之事，无所谓奉献与亏欠、忠贞与背弃，而是生命本身存有的无可弥合的裂隙，凡途经此者，必然陷落于一种更大的痛苦、神秘与真实。”①
对这一失落构成喻指的是小林和木木的耳朵，随着器质性衰变，关于声音的记忆也逐渐失去。被忘却的声音指向现实的终极失落，主人公从“解救者”木木混沌而圆满的世界中汲取能量，在深渊里长久地浮游。
理解一个时空的本质需要无数相互独立的参照系。通过肉眼，我们只能观察宇宙在三维空间下的投影。《缓步》在投影中打开了一个黑暗的“居间维度”，②其中居住着人类不可控的无意识，以及无数从现实中掉落的创伤结果。在这里，梦境就是“真实”。正如庄周梦蝶并不导向一个怀疑论的认知程式，而是人在包含着现实与梦幻的“真实”面前如此被动，以至于不能认识它。郭爽《峡谷边》的开头做了一个逆反的尝试。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外科医生，为了更深地了解亡父陶勇，他凭借自己“可靠的大脑”练习控制梦境，并成功地潜入父亲的身体，“还原”出一段记忆。和《盗梦空间》一样，这一描写充满了技术意味，人物自如地操控和驯服着梦境，并且清晰意识到“边界”的存在。对于这一行为的僭越性，主人公并非不自知，它被描述为象征界向实在界的反抗：“梦神在惩罚我。我竟然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来与之对抗。”③但重要的是，《峡谷边》梦境对记忆的重现，仅仅是追寻关于父亲的“真相”的开始。在“我”小时候关于电站的一幅涂鸦里，父亲充当着“龙”的角色，主角却是“龙”喷出的一个个“三角形，绿色的”火焰。这揭示了父亲作为下游三角洲的“发电者”，被嵌在一个无法挣脱的结构性位置的处境。此外，父亲遠在新加坡的好友彭宥年向“我”说明了时代的压抑与释放：那是个特殊时期（小说指1992年），人想的事、做的事，离疯狂近一点，但反过来说，是生存的本能。不这样，就会真的疯狂。④彭宥年认为陶勇留守原地，是代他“把一半补上”;相应地，陶勇也感受到另一半的“失落”。或许可以说，这两半分别是开拓的欲望和本性的纯真。即使梦境被理性化，也无法还原一个总体的父亲形象，只能呈现出现实的裂隙。正如“我”不信神，却被God在计算机的投影震撼了，最终计算机并不能取代God本身。这一追寻的结果是发现了内在于“我”，作为“我”另一半的父亲。
疫情时代，文学既要负载生活不断发送给我们的新信息，还要“被迫地”重新追忆我们的历史，回应我们对理解时空与自我关系的需求和问题。以上小说给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它们在回溯的结构中暴露出关于“真实”的不同面貌，尤其突出了叙述对时空秩序的多重整合。这种整合并非逃离历史的连续性，而是让“真实”在虚构中得以回归，展现出经验的多重维度。
〔本文系2021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21SG25）、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经费项目（2019ECNU-HLYT0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晓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李桂玲 特邀编辑 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