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综述与过度投资
丁玟文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企改革的特色，弥补了现有监督管理机制的不足。过度投资是一种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投资方式，在企业中较为常见，往往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而引发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为了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或者是为了获取相应的利益和企业所有权，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在股权高度集中和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更为严重，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而现有研究指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缓解代理成本，制约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提高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崔九九，2021），并提高企业的绩效。那么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有效缓解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呢？
一、文献综述
1.过度投资。当前对于过度投资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管理者自利行为，二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即理性和非理性决策。当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时，加之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管理者不会选择分红，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企业所有权、掌握更多的资源与利益而采取自利行为，开展过度投资活动，为其谋取私利，而公司自由现金流将加剧这一行为（Jensen，1986）。也有部分管理者是为了进行科学投资，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其特殊的人格特征造成了行为偏差，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投资项目成功和获利的概率，进而导致进行过度投资，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Malmendier and Tate，2005;章细贞和张欣，2014）。
如何降低企业过度投资，现有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黄乾富和沈红波（2009）发现企业的债务比例越高，企业的过度投资越少，短期债务相对于长期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俞红海等（2010）发现提高现金流权水平和改善外部治理環境能够起到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负债融资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而市场竞争强度对二者的关系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黎来芳等，2013）。有效的市场竞争（Chia-Feng，2014）、女性董事（孙亮和周琳，2016）、机构投资者持股（计方和刘星，2011）、非执行董事（胡诗阳和陆正飞，2015）推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刘凤委和李琦，2013）、提高会计稳健性（胡国柳和周遂，2013）、董事背景多元化（吕兆德和徐晓薇，2016）等对于降低企业的“理性”或非理性投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缓解企业过度投资。
2.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当前对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于实证检验其经济后果。程海艳等（2020）研究发现党组织能够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程博等（2017）发现具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企业，更加愿意选择大规模的会计事务所，在党委书记的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或者企业的业绩本身较好的企业中会表现得更加显著。张蕊和蒋煦涵（2019）研究表明党组织治理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市场化进程越高，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严若森和吏林山（2019）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抑制高管隐性腐败，这种效应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发现党组织参与民营企业能够强化对审计意见的治理效果，提高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和审计质量。马连福等（2013）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利于降低国企高管的高额薪酬，抑制其获取超额薪酬的动机，缩小薪酬差距。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降低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水平（柳学信等，2021）、治理民营企业腐败问题（马骏等，2021）、抑制国有资产的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和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王舒扬等，2019）等问题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党组织进入公司，使得企业同时存在董事会和党委会，如果二者的意见有分歧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决策，是坚持经济决策还是行政干预，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党组织以什么样的途径、方式、程度参与公司治理尚未有明确的标准，而且不同的企业，其参与的具体方式和治理效果也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党组织与企业之间对于公司的运营决策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能导致二者争权夺利，或者彼此都不作为，进而造成对企业管理不善和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
综上所述，关于如何降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展开探讨，寻求降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和非理性投资决策。但是作为我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于企业过度投资是否有抑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通过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对于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和提高企业的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明晰的地方，可能造成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发展水平降低等问题。那么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还需要深入的分析。
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
在过度投资问题的认识上，Jenson（1986）和Stulz（1990）认为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企业的过度投资活动创造了条件。在国有企业中，缺乏实际控制人，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的约束经理人的行为，出于自利的动机，管理者就可能采取一些满足个人利益的决策而建立商业帝国，进而导致过度投资的现象。还有一些经理人则盲目追求经济目标，通过过度投资提升政绩，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政治晋升创造条件（白俊和连立帅，2014）。在国有企业中，过度投资存在明显更为复杂的因素，包括政治晋升、政策负担、薪酬契约失效、权力寻租以及在职消费和腐败等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将企业的政治治理和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缺乏完善的内在管理制度和外在监督机制，对委托人有效约束不足，党组织进入公司治理能够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有效的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偏差，减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1.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党组织进入董事会能够影响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监督决策的制定过程，并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相应的建议，特别是对于不合适的决策行为能够起到抑制作用。前置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党委会先于董事会对重大决策进行研究，对董事会的决策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马连福等，2013），能够减少董事会决议的争议与分歧。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有效缓解代理冲突，抑制管理者的自利动机，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者的行为偏差，有效避免非理性决策和自利行为的产生。党组织利用部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也能否决过度投资和与之类似的低效率和非效率投资，通过健全管理机制约束管理者的自利动机，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缓解代理问题，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交叉任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分离董事与总经理的任职，有研究者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使得经理人有更大的权利和操作空间，更容易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总经理和董事长兼任会降低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也会间接增加总经理的自信心，有可能产生投资激进行为（章细贞和张欣，2014），饶育蕾和王建新（2010）也证明了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分离能够纠正管理者因过度自信而导致的投资决策偏差。所以，通过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减少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局面，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2.党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等职能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法律赋予了党组织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党组织能够直接进入企业内部进行监督和管理，能够参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董事会对部分事项就有重大决策权，监事会具有监督企业的日常运行，管理层负责决策的执行，为董事会负责。具有弥补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缺陷与不足的重要功能，改善监督机制缺失的局面。一是能够加强对企业经营过程和管理者的监督和管理。使企业的日常经营符合国家方针、各项规章制度，还必须要符合企业的战略方針。满足生产经营管理要求。党组织通过参与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为其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论证项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保证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提高投资决策的水平，防止管理者通过无效率的过度投资获取私利，损害企业价值。二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任命，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很好的考察经理人的履职情况，对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监管和管理，管理者很有可能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而努力工作，放弃一些自利行为。而且能够更好地考察、监督和评价管理者，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改善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选拔情况，建立任人唯贤和以德为先的用人机制，选用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避免因为管理者自利而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
所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企业对于重大经营和投资决策更加谨慎的进行评估和审核，综合内外多方面因素，科学评估风险与收益、成本和利润，纠正管理者的行为偏差，约束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任意配置权，减少由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而带来的投资决策失误。党组织通过影响公司经营决策的制定，完善企业内部决策机制的缺陷，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弥补治理体系的不足，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加强对管理者的行为监督，遏制管理者的自利动机，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三、研究结论
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损害了企业价值。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对于公司治理能够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有助于整治国企中不合理行为的乱象，缓解所有者缺位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弥补和完善公司治理体制的缺陷。党组织始终是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也代表着公司利益、中小股东、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必须要为企业塑造一个利于发展的环境，切实保护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会更加尽职尽责，充分发挥其监督和管理的职能。通过监督管理者的经营活动，能够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管理职能的发挥，帮助企业更好做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发展质量，进而达到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效果。[基金项目：兰州财经大学2019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2019B-087）“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甘肃省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
（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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