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热土生发的传奇
正如凡一平在《顶牛爷百岁史》后记中所言，上岭村无疑是他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作家虽然外出求学后客走他乡，但仍对故土“魂牵梦绕”，并创作多部作品向世人展示上岭村的美好与神秘。在文学作品中经营“地理世界”并非凡一平的个人行为，纵观当代小说，无论是莫言笔下长满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还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再到毕飞宇的王家庄、李锐笔下的蜿蜒着高山的吕梁山脉，它们就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的那样：“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①文学中的“地理世界”一定是有现实世界也就是韦勒克所说的“经验世界”的影子，由于每一个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相应的它也会带上这个地域独特风俗人情的烙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具有独特的生命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性的独特是脱离共性生活经验的孤立存在，这个带有作家对民族精神的重新想象的世界隐含着他们对经验世界再次阐释的欲望。因此，虽然有众多作家将视野对准乡村，但是不同作家所营构的“地理世界”是因各自的风格和特色而不同的。
凡一平在《顶牛爷万岁史》中塑造上岭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充满传奇色彩的上岭村村民顶牛爷作为带领我们进入上岭村的线索，以人物性格暗喻这座村庄的性格，同时他在塑造“地理世界”时用自己的态度介入历史，灵巧地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一方面描绘出上岭村男人性格和气味综合体的人物顶牛爷，另一方面也使整部作品充满多元而丰富的内蕴，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
一、重回历史维度
“自我的生活实感”是梁鸿在其评论著作《“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自我的生活实感’强调作家介入历史语境的能力，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精神立场塑造、观察、理解他所描述的生活与其中的人物”②。作为小说要素之一的人物和事件，它们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描绘这些部分的方式有很多，作家往往会在描写的过程中为其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加入判断后的书写难免有失偏颇，小说中的人物失去了自由意志，往往成为历史事件下单一的“受害者”，导致作品中人物形象固定而单一。《顶牛爷百岁史》之所以成功塑造顶牛爷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因为凡一平带着“自我的生活实感”去介入历史，描述人物。因此，尽管纵观顶牛爷的一生横跨了中国多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背景并不是僵硬冷漠的，相反因为顶牛爷的介入而变得鲜活和个性化，有了真实生活在其中的质感。
《顶牛爷百岁史》整部小说由九篇短篇构成，其中《当兵》《督战》《裁决》《公粮》《花钱》《金牙》这几篇中都暗含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但是作者介入其间反映历史的方法又各有不同，有的篇目是以第三人称视角直接写顶牛爷的故事，有的篇目如《督战》《裁决》则是在开篇设置了“我”这一叙事视角，从一个孩子听顶牛爷讲故事，或者看顶牛爷做裁决的背景切入。不同视角的选择也丰富了小说的切入点，使读者获得了丰富的阅读体验。不过叙事视角的选择并不是“自我的生活实感”的全部体现，作者在讲故事时展示出顶牛爷在历史洪流中的态度和选择，才是使小说获得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
竹内好认为，“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③。凡一平在书写顶牛爷的一生时，不仅呈现出纷繁的历史背景，而且抓住了顶牛爷那些“殊死搏斗”以自我确立的瞬间，使得顶牛爷的人物形象在一件件历史事件的淘洗下愈发光亮、高大。而且虽然小说篇幅不长，但是却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不同阶段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尚不完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废除农业税条例，农民不需要交公粮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商人暴富的历史事件贯穿于小说当中。然而在一幅幅历史画卷下，顶牛爷的形象也随着他在其中做的每一选择渐渐清晰。
在《当兵》中，顶牛爷为了力证被误认为叛徒的韦团长清白，在审判之前不惜选择剁下自己摁过有罪供述的右手拇指，使得未來成为解放军得力将领的韦团长在命悬一线之时得以减免责罚。在湘江战役这战火纷繁的时代背景下，顶牛爷仍然机智而忠诚，不惜用身体的残疾换曾经的团长平安，尽管作为勤务兵身份地位低微，但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在《督战》中，他也是延续了明理、勇敢、有原则的形象，作为督战队的队长，他抗日战争时在战场上尽职尽责，认真履行督战员职责，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奋勇杀敌，在队伍不到七十人的情况下，摧毁日军炮兵阵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艰难的胜利，这种反差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但在国共战争之时，怀着人道主义的精神，顶牛爷又不惜违反规则，让战士们逃走了。虽然他的出发点是简单而朴素的，但可以看出作为时代中一个小小的尘埃，顶牛爷仍然没有被裹挟，随时代浮沉，而是自己在历史的瞬间中做出决定，他的选择也使得历史不再是“虚空的时间形式”，而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面对金钱，顶牛爷则是清醒、清廉、清白的。《金牙》中，顶牛爷始终守护着并肩作战但不幸在战场丧生战友的金子，不仅一被释放就去战友说的村子中去找战友的家人换金子，而且在得知战友提供的信息为假时仍然一生没有动用这笔遗产，用一生完成了守护遗物的使命。而在《花钱》这个故事中，作品呈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批经商的人迅速发达的背景，作家安排受顶牛爷照顾的覃小英暴富，为了追求顶牛爷晚年爱上的韦香桃，富有的覃小英为韦香桃一家投入了许多，但在眼看二人的爱情可以得到孩子们的认可时，顶牛爷却为了坚守原则，不用钱买官致使两人分手。顶牛爷并没有无止境的向报恩的覃小英索取，而且在爱情面前也不放弃对原则的坚守，一个刚直不阿的硬汉形象跃然纸上。《公粮》这个故事也是侧面地体现出顶牛爷的勤劳能干，在侧写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在农业方面一些政策的巨变，展示出顶牛爷这个个体，在时代变化下命运的改变。
作者在重回历史维度的背景下塑造人物，展示了顶牛爷这个个性鲜明、经历丰富的老人形象。他在时代的背景下仍然保持自我的本真，真实生活。虽然顶牛爷人生中很多苦难的来源是历史中遭受的压迫，但他并不是在苦难中不断妥协退让，也没有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虚无的悲剧，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同一时期人民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也不是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声的“工具人”，他用自己的哲学和智慧，以走出上岭村的独立性去探索时代巨变下生活中的秘密和问题。这个人物既有自我生命也有历史民族的痕迹，作者在塑造他时并没有像有些作家一样“有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或表现为纯粹的愤怒”④，而是在顶牛爷这样底层人民的身上寻找人性的闪光点和泥淖中的温暖。整部小说也在时代线索和个人选择的双重隐喻下，拥有了更强的可读性。
二、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作家在《顶牛爷百岁史》的后记也自言顶牛爷的“经历中有我曾祖父的冒险和神秘，有我祖父的坚忍和大气，还有我父亲和叔父的善良和忠诚……”⑤不仅仅顶牛爷的人物形象中有现实人物身上的影子，在每个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也时常有一些看上去真实的细节插入传奇式的故事当中。比如在《督战》中，故事的结尾顶牛爷在解放军队伍中遇到了同乡韦正年，二人也是在当时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当读者以为韦正年也是顶牛爷异彩纷呈的人生传奇中的一个过客时，作者从故事中跳了出来，确有其事地说1990年做记者的自己真正采访了韦正年，并向韦正年核实了顶牛爷所讲故事中的一些细节，也得到了顶牛爷虽然“顶牛，但是没有吹牛”⑥的事实。并且在最后补充了韦正年六十岁以后的结局，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整个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设置一个“我”，在开头听顶牛爷讲故事，并在结尾时采訪故事中的相关人物的叙事方法让人想起余华的《活着》中，“我”和娓娓讲故事的福贵。这样的设置使读者、叙述者和隐含的叙事者在故事中相遇，也多层次地增添了故事的深度。
除此之外，《裁决》这个故事当中，“我”和“我”父亲樊宝宗也是再度融入情节之中，作为老师的父亲因为有学识成为裁决覃桂叶丈夫究竟是谁的裁判之一，而“我”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从不懂事的小孩到大学生的身份转换，由在顶牛爷和覃桂叶有关的两个男人谈话时的巡逻员，变成了顶牛爷裁决过程中遇到挫折时寻求帮助的对象。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生动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自身也发生了变化，“我”从小时候的淘气冒失，变为长大后的沉稳细心;顶牛爷则是因为他裁决的不同结果从衰败再到神采奕奕;甚至要被裁决的覃桂叶和她两个丈夫也变了，不仅变老了而且“从年轻开始纷争、纠缠和等待，到知天命的年纪，方结善果也有善报”⑦。故事中每个人的变化和面对现实的种种反应是那么地真实，就如一篇长篇连续纪实的新闻报道，将上岭村三个人的爱恨情仇如实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真实感的确立，也使得上岭村这个“地理世界”变得鲜明生动起来。
小说中故事除了有纪实质感的真实外，作家也有选择地为一些故事增强传奇性，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种阅读民间神话或传奇的感受，在虚构的基础上更大胆向前迈进。比如说《阉活》中，被阉的黄牛竟是一个村妇的老相好投胎转世，有人性的黄牛让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中帮助牛郎的善良黄牛。再比如短篇《黑鳝》中因为感谢顶牛爷放生之恩而保佑顶牛爷平安的神奇的黑鳝，在顶牛爷不知黑鳝真面目而费尽全力将它捕捞上岸的过程，颇有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人与大鱼搏斗的那种韵味，而顶牛爷捕捞的过程其实也暗含着数千年来，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时与自然抗衡的艰辛，这种与自然搏斗的勇气是千百年来流淌在人类血脉中的基因赓续，是印刻在人类脑海中无法被抹去的，这一情节的设置也展示出顶牛爷身上那份即使在被商品化冲击的今天仍然保有的原始野性。不仅展示出了顶牛爷的健硕强壮的特征，也让人对黑鳝的神秘莫测更添一分好奇和神往。而后面的行文中所展示出被顶牛爷放生的黑鳝，一直默默地保佑着他，让他和他的家人健康平安，这些超自然的情节设置使得上岭村的神秘和传奇色彩大大增强，也侧面烘托顶牛爷这个人物的传奇和神秘。
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的情节，作家在这两种情调中自由地游走，这也使得读者心中的顶牛爷不只是纸片上抽象的名字，而变成了一个饱满、生动的百岁老人;上岭村不仅仅是一个个方块字构成的村庄，而且真正变成了凡一平笔下“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那个静谧、美丽而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庄。
三、多元丰富的内蕴
也许是和屡屡触电有关，凡一平的作品都有很强的电影感、画面感。虽然上岭村在他的笔下是一个美丽、神秘的意象，但是在实际的描写过程中却很少有大段大段的铺陈和描写。喻向午认为凡一平的作品：“叙事节奏非常快，很少废话，绝不拖泥带水……经常出现大段对话，人物形象也基本靠叙述和对话塑造。”⑧在《顶牛爷百岁史》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上，这个评价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作为由短篇小说集结在一起的作品，几乎每个短篇，作者都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忠诚勇敢的将军战士、质朴羞赧而勤劳的乡村妇女、无私爱子但怯懦的母亲、知恩图报活泼直率的少女、欺软怕硬无耻蛮横的乡村无赖等，他们作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凡一平创作的上岭村这一文学地理环境，使得这个乡村的形象在读者眼中也变得更加鲜活。虽然凡一平在叙事层面并不追求过度反复的形式和炫技一样的写法，但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内容是简单直白、平铺直叙的。《顶牛爷百岁史》也是如此，虽然叙事层面是一个个简单的故事组成的，但是小说整体拥有多元而丰富的内涵。
在《花钱》一篇中，家族叙事有了新的内涵。当顶牛爷因为覃小英的报恩而富有起来以后，先前从来没有过问过顶牛爷的家里人纷纷跳出来要分家产，而且不顾顶牛爷的实际情况建议他重建房屋并且草率成亲，反倒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深得顶牛爷信任的两个外姓人真正为老人考虑，给老人提出了真正实际的建议。这里与传统的家族叙事略有不同，着力点并不在于反映大家族对人性的戕害以及走向崩溃和衰落的趋势，而是侧面讽刺了家族人的虚伪和趋利性。其实不仅是家族之间，在当今社会血亲之间也不时有因为财产分配不善而大动干戈的新闻出现，《花钱》中家族叙事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存在的现实，丰富了小说的内容。除此之外，《花钱》中还暗含“欲望叙事”，这体现在顶牛爷有钱之后的一系列行为，到追求韦香桃时，则是将欲望张扬到了极致。但是这种欲望并未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无法停止，顶牛爷的人物魅力在“非分的要求，欲望的膨胀，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制止”⑨的克制与平衡彰显得淋漓尽致。这种欲望叙事也成了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一种选择，顶牛爷的克制与蓝昌福和家人贪婪的对比，展现出一种批判性。喻向午认为这种批判性也展现了凡一平在某方面的现代性自觉。
除家族叙事之外，《顶牛爷百岁史》也承接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塑造了上岭村这样一个乡土世界。在这个有点闭塞的小村庄中，宗族色彩仍然十分浓重，比如《裁决》中，因为要裁决覃桂叶到底应是韦加财还是蓝茂的妻子，当事人和全村的旁观者都聚在一起，让村中德高望重、有权威的顶牛爷来处理。这个故事在情节上的矛盾来自被买卖的童养媳与两个家庭都有关系，矛盾的来源和解决矛盾的方式都颇具乡土特色。现代文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童养媳和买卖人口这样的事件，即使出现违法案件，也会到法庭或者是报警解决处理。但是在上岭村，却是在类似于祠堂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由诸如族长有威严的顶牛爷来判断和解决。这不免让人想起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沈从文笔下的《巧秀和冬生》，这篇小说其中一个场景也是发生在作为审判地的祠堂——乡村的重要议事场所，在这里族长公报私仇，滥用权力，使得相爱的巧秀母亲和打虎匠两人一个被判为沉潭，一个被打残。祠堂作为乡土的重要符号，空间与权力之间是挂钩的，这个空间下，族长或者说审判人天然地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村民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由伪善而狭隘的人掌权，那么被管理的人们将陷入非常被动和悲惨的境遇。就祠堂这个乡土符号再谈开去，在鲁迅的《祝福》中，作为族长的鲁四老爷厉声斥责了在祠堂工作的祥林嫂，唯恐在他眼中嫁过两个男人就是污秽的祥林嫂会给家族带来灾难，这个小情节不仅反映出祠堂背后的逻辑仍是封建迷信，更展示出宗族背景下，大家长代表对于女性的苛责与压迫。回到《顶牛爷百岁史》中的《裁决》，作者看似创造了一个相似的情节和地点，使得作者笔下今天的乡村仍然充满了过去时代的乡土情调，但是落脚点是顶牛爷裁决覃桂叶到底应属于哪个男人的心路历程和因裁决结果而不断变化的心情，主要是通过这个事件来展示顶牛爷公正、开明的性格。尽管覃桂叶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像蓬草一样要被别人裁决的悲剧处境，但故事的最后，顶牛爷不惜冒自己威严不再的险，在身体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重判两夫争妻，覃桂叶的丈夫最终是她心中期望的蓝茂，她的儿子也由韦姓改成了蓝姓并考取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博士，顶牛爷因为更正了自己过去裁决的错误而心情舒畅，自修改裁决之日他的身体也旧疾痊愈，得以长命百岁。乡土的情调虽然仍在，但是在顶牛爷的主持下，乡村中人物的命运已经由过去的悲剧色彩变为现在明快的戏剧色彩。
除家族叙事、欲望叙事、乡土叙事的呈现之外，在《当兵》《督战》这两篇中的战争书写，也值得关注，作者将残酷的战争化为衬托顶牛爷勇敢性格的背景，又通过战场上将士的反应侧面烘托战士出战时的紧张与可怕。
正如喻向午评价所言，凡一平的作品中“并不会经常出现欢乐和温暖的场景，但读其作品，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⑩。在《顶牛爷百岁史》中，以“自我的生活实感”进入历史场景的写作历史观以及叙事时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中的灵动，不仅赋予这部小说深刻多元的内蕴，也使读者在阅读发生在作家故乡上岭村这片热土的传奇时收获独特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值得注意也值得细细品读。
【注释】
①[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249页。
②④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49、29页。
③[日]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84页。
⑤⑥⑦凡一平：《顶牛爷百岁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第233、35、101页。
⑧⑨⑩喻向午、凡一平：《故事在生长，灵魂在歌唱》，《长江文艺》2021年第4期。
（岳亚莉，河池学院文學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