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大认知革命与出版学科建设
于殿利
关键词：出版学科建设;认知革命;出版一级学科;出版史;应用学科
把出版学科纳入一级学科的呼声在产业界和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出版的价值、功能和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必将继续发挥的独特作用，使得对出版的研究亦即出版学值得或配得上一级学科的称号。然而，一级学科建设不是坐等就能够实现的，需要产业界和学界，特别是学界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基础性的建设工作。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学理性，因此观念或理念至关重要，因为观念或理念有助于辨方向、明是非、找方法。出版学科建设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大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出版学本体与跨学科的关系。正确认识是前提和条件，正确处理则是期待的结果。所谓正确认识，就是树立正确的观念或理念。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上学界对这三大关系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认识上的偏差会导致实践上的短板。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这三大关系重新进行学理上的阐释，以期推动学界和产业界产生新的认知，新的认知革命必然引发更切近的学术创新，更切近的学术创新有可能或者被寄望引发和推动新的产业革命。
一、没有理论就没有学问
无论是从科学或学问本体的角度，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抑或基于出版行业重实践研究而轻理论研究的现实，首先要强调没有理论就没有学问。对于出版学和出版业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认知革命。这个认知革命关乎出版一级学科建设的成败，也关乎出版产业发展的走向。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之所以沦为“老生常谈”，还是因为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没有行驶在应有的轨道上。理论与实践关系之偏差要么源自认识层面，要么源自行动层面。对于出版学科建设而言，则必须既要在认识层面理解透彻，又要在行动层面施策得当。
（一）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真知，这是最朴素的认识论，既揭示了知识的本质和本源，同时又鼓励和鞭策学者或知识分子不要脱离生产实际。学术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目的在于探究事物的本质。自然科学是关乎发现的科学，是认识或认知宇宙自然界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关于认识或认知人类自身及社会的科学。离开了认识和认识论，便没有了学问和科学。做学问的能力，实际上是认识事物的能力，而学术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培养认识事物的能力。认识事物只能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事物的活动也只能存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离开了生产和生活实践，便不再有认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后人对“知行合一”的理解和阐释恐并不准确。王阳明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关于知与行，王阳明说得很清楚，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与行是一回事，知行是固有的本体，是一体两面，知行为一。他甚至批驳了“知行合一”的说法，认为“知行合一”的说法在本质上是把“知”与“行”当作了两件事。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说的来源，恰是因为“后世学者”将知行本体“分作两截功用”，才有了“合一并进”的强调。也就是说，按照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本质和本源，应该只能是“知行为一”，而不应该有“知行合一”的说法。虽然无论是“知行为一”还是“知行合一”，都对我们理解知与行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我们认识事物或获取知识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细细体会还是能够感受到其中细微的寓意差异。因为毕竟两件事合在一起，与本就是一件事，还是有所不同的。一件事是一起行动，两件事是分头行动，这就是最重要的差异，分头行动就会增加差错的概率。而对于学者来说，一般都更喜欢或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而不愿意、有时甚至不屑于投身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而不投身于生产实践，就无法真切地体察到事实或真理，甚至无法对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切身的体认。而就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说，虽然国家大力提倡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发展，但产与学总体脱节的现状也是不争的事实。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发展，尤其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科研院所聘请产业或企业专家授课和任教只是偶有的事，而产业或企业人士从事科研工作则更是日渐式微，只是少数人的个人兴趣和追求，两者都没有长期固化的制度设计和机制保证。
（二）事实并不自动显示真理
材料或事实是治学的基础和根据，没有材料就无法进行学术研究。但材料只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学问之成为学问，还必须要有理论，理论是其充分条件。材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能自动显示任何真理，只有在理论的贯通下，才显现意义和价值。或事实本身也需要在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认定。实际上，所谓的事实，往往处于一种遮蔽的状态，需要手段或工具将其牵引后揭示出来。
中外思想家相关的知识论理论，揭示了知识和学问的奥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和德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他们的知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指向了知识或真理的“遮蔽与解蔽”。荀子强调，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事物的遮蔽为常态，他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他认为造成“蔽”的原因有很多，甚至可以说，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遮蔽状态：“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人们若要拨开迷雾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实现解蔽。怎样才能解蔽？他说：“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日：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关于“道”的解释，肯定是众说纷纭，而且在不同作者和不同语境下，意义也肯定不同，但总体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理论”，即思维系统。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更是反复强调，真理并不自动显现出来，事物总是处于一种遮蔽状态。他说：“存在者同时总是把自己抑制在一种遮蔽状态中。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澄明，同时也是一种遮蔽”，“存在者蜂拥而动，彼此遮盖，相互掩饰，少量阻隔大量，个别掩盖全体”。他的这一论述与荀子分析造成事物彼此遮蔽的原因和道理如出一辙，这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状态或普遍原理。海德格尔说：“对于希腊思想来说，知道的本质在于‘存在者之解蔽’。”可见，西方的古代思想或认识论，与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也具有某些相通之处。認识事物和把握其本质并不容易，往往需要借助于工具。理论是把真理牵引出来的有效工具。
认识事物终归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没有理性就谈不上认识事物。“理性”一词看起来很深奥，甚至好像成了哲学家的专利，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使用它，其他人宁愿避而远之。其实，“理性”一词并不复杂，可以作简单理解，就是英文reason，表达的就是“原因”。因此，所谓的理性，简单地说，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原因、有理由、有依据，都要预期成果、顾及结果、承担后果。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探究事物都要考察其要素、结构、秩序和效用（结果）等，这些一般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成因。任何事物的成因都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称为“理”，外因称为“道”，内因和外因合成为事物存在的“道理”。“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者，圣人得之以成文章。”不明道理或不掌握理论工具，就无法成就文章，就无法做学问，无法做通学问。学问最终也是一种理论建构，而不是简单地所谓陈述事实，没有理论思维结构，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
（三）科学是一种理论建构，其基础是实践
科学或科学研究就是一种理论建构，人类生活在自己编织或建构的一个个所谓科学理论的神话中，人类相信且必须相信这些科学神话。关于科学理论的意义，霍金说：“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部分的模型，以及一族把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做的观测相联系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不再具有任何其他（不管在任何意义上）的实在性。”康德从哲学家的角度说得更直接：
“人头脑中对世界形成的印象并不是世界在‘人脑外’的本来面目。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观念是世界给人的表象，是根据人的思维构造力的种种法则形成的。”他还说：“几何形状是人思维中的‘理想构造’。几何其实是人类思维的创造物，因为不存在一个不具任何其他属性的‘纯然的’三角形。”自然科学是理论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同样体现为一个个理论，这些理论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和人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体现出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科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建构的基础是实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英语词源学方面得到启发和印证。英语“理论”（theory）在词源学和语义学上的本义是“看”或“观察”，来源于晚期拉丁语thesria，theoria来自希腊语theoria（考虑、推断、论说），theoria是theoros（观看者）的衍生词，其词根是thea（看、观察）。从词源学和语义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就是在看或观察中，经过思考和推断而形成的观点或学说。这是从理论的一面来说的。如果从另一面来说，即从看或观察对象的角度来说，材料或事实不经过被看或观察，尤其是不经过被考虑和被（分析）推断的过程，是不能形成论说或知识的。科学的理论建构是根据观察和考察，以生产和生活实践为基本依据的。理论本身不是坐而论道，是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
二、一切关于出版的价值判断都源自出版史
所有科学或学术研究都归结为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所有的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即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一切关于价值的判断都源自历史。一切关于出版的价值判断，都源自出版史。此论断针对的是当前出版学术研究存在的一大缺陷或弊端，即无论是在学界还是产业层面，都存在严重的重现实研究而轻历史研究的状况。一切价值判断都源自历史的认知革命，不仅会极大地改善这一缺陷或状况，还会为出版学科提供丰厚的养料，增强科学底蕴，为出版业发展提供更清晰的方向和更强劲的动力。
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努力开创出版史研究的新局面，首先要求我们认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树立牢固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观念。对于这种关系和观念，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现实是历史的结果、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就是历史本身。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在新的征程上，要做到“九个必须”。“九个必须”贯穿一个鲜明的思想，即“以史为鉴，开拓未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又一重要体现。未来之路，路在前方，方向却由历史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一）有关出版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源自历史，源自出版史和文明史
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努力开创出版史研究的新局面，要求我们认清一个基本事实，即迄今有关出版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源自历史，或者说，源自出版活动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出版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人类这个物种在自身进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对此，出版界和学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坚定信心和信念。我们的信心和信念恰恰来自人类自身的历史，来自人类的进化史、文明演进史和社会变迁史，在人类进化史、文明演进史和社会变迁史的视野下，出版史的脉络更加突出，出版活动的价值更加清晰。
出版史以及文明史和社会史都是既定的事实，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应基于事实。迄今，所有关于出版或出版活动的价值判断都源于历史，而且只能源于历史。只有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出版存在的本质与价值是什么，出版存在的标志与方式是什么，出版存在的技术与动力是怎样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是出版学科建设面临或必须首先加以研究的重大问题，回答或研究这些重大问题，只能从历史实践中考察，只能从历史档案中寻找材料，只能从历史长河的流变中得到启发和启示，也只能从历史沉积下来的结果中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社会变革史乃至社会革命史，处处都有出版人的身影，处处都离不开书报刊等文字的动员与激荡，中外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同时都兼具出版家的身份。他们把手中之笔用作刀剑，努力发动群众一起割除旧制度的毒瘤，为新社会新时代开辟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道路。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赫尔德和苏格兰著名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都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心，这个重心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主题或需要克服的主要矛盾。透过出版史或图书编辑史可以发现，出版物或出版活动鲜有例外地围绕时代重心或社会主题而展开，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民族、各国家文学名著、学术名著甚至艺术创作，都是时代重心的产物，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凝结，體现的都是特定时代不同民族的认知和风貌，它们既有人类的共通性，也有民族的差异性。
黑格尔说：“历史学反正必须与现实打交道。”这句话还可以逆向理解，即从现实出发追寻历史，往往能发现历史的新价值，勾勒出全新的历史图景。出版史是历史固有的部分，黑格尔的这句话也完全适合于出版史。仅以当前最火热的数字技术或所谓的媒体融合为例，将其置于出版史或出版技术发展史中来考察，就更能看出其对出版活动的动力作用，以及对出版形态和阅读方式，乃至社会空间等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并对其未来走向做出大致判断。以数字技术的现实视角追寻其历史，又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出版史和出版价值的理解，足以让我们勾画出出版史的新图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音画世界，仿佛又把人类带回了远古的时代，声光电的既现实又虚幻的效果，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带到了新高度。必须把数字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出版产业革命纳入人类文明史的框架来考察，纳入人类创造与接受人性特征的范畴来考察，纳入技术发明与产业革命的关系来考察，纳入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至消费关系的社会关系来考察。无论如何，出版固有的规律不会变，固有的逻辑不会变，遵循规律和逻辑，出版就能保持本色，就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尊严。出版活动既满足社会读者的阅读需求，也满足个体作者的创作需求，是把作者、读者和社会有机联结起来的重要制度性设计。内在规律和逻辑是出版业存在的依据和价值体现，出版业必须遵循自己的运行规律和运行逻辑。作为学者和作者的海德格尔指出：“出版事业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根据不仅在于：出版商（也许通过书业的途径）对于公众的需求有着更好的了解，或者，他们比作者们更能掌握行情。不如说，从出版商通过预定的有限的图书和著作的发行，如何必然把世界带入公众的图像之中并且把世界确定在公众状态中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特有的工作有着一种有计划的、自行设立的运行方式。文集、套书、著作系列和袖珍版的风行，已经是这种出版工作的一个结果;这种工作又是与研究者的意图相切合的，因为研究者通过丛书和文集不但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成就名声，而且即刻可以在更广大的公众那里获得轰动效果。”海德格尔对传统出版业的认可和尊重，已经进入历史的轨道，形成了历史的回声，新的出版业必将在此回声的激励下，以新的不负时代的业绩，赢得新的尊重和尊嚴。出版学科建设要让历史的不断回声，成为永恒的研究课题。
（二）把学术史研究置于与出版史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纯粹的学术创新角度看，有关编辑出版研究的学术史，也是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的基础。人类知识的积累是各民族一代代创造、学习和传承的结果，有关编辑和出版方面的知识也不例外。传承与创新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传承不是把过去全盘接受过来，创新也不是把过去全部打翻在地、推倒重来。传承与创新是变与不变的辩证与结合，不变就是没有割断，因其不断，所以为传;变就是发展，因其发展，所以为流;没有变，就没有发展，一潭死水，就不可能有流。作为传承之流，从其正面来说，无疑是一种积累的过程;而从其反面来说，又是一种否定或扬弃的过程。传承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面向过去而有承，为承者;面向未来而有传，为传者。创新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面向过去有交代，面向未来有担当。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继承体现功底，创新彰显价值。出版学科建设离不开对自身学术史的研究，它不仅体现出出版学对自身的理解，还彰显出出版学对人类进化的理解、对文明演进的理解、对社会结构的理解等。不试图理解自身、理解人、理解文明以及理解社会，出版学就很难有广阔的天地，很难有富于启迪的智慧，很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一句话，出版学科就很难具有创造力和活力。出版学科建设既要重视和尊重以往的学术史和学术研究成果，它们体现的是出版知识和智慧的传承与积累;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一代有一代之学问，一代代学问是一个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个时代的回声，是一代代的反映。它首先体现时代的先进性，然后体现时代的局限性。所有知识和学问都有更新的特性，因此所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重视当下而忽略学术史的倾向，这丝毫不难理解，因为现在的知识和学问是长期积累和传承的结果，体现人类最高的智慧，站在知识和学术的现实制高点上，有时难免对以前尤其是原初的草创成果轻看甚至不屑一顾。这也是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或学者也不能免俗。新时代的出版学科建设要引以为戒，把出版学术史研究置于与出版史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18世纪苏格兰著名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对当时欧洲学者的提醒，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他说：“当诸民族前后相继从事发现与探究的事业时，最后一个民族总是最有学识。科学体系是逐渐形成的。地球自身也是逐级旋转，并且当每一时代的历史逝去之时，它也是后继者获得知识的途径。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博学。在这个意义上，与身负累累盛名、拥有最高成就之人相比，每一个当代欧洲学者都要更有学问。但是，就此而论，他是否比他们更加优越呢？”实际上，当代学者未必就比前代学者更有学问，学术史是前辈学者给后来者铺就的台阶，后来者只有怀着虔敬之心使用好这个台阶，才能使自己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达到目标之后，自己也才能有幸成为这个延续不断台阶的一部分，哪怕是再小的一部分，也算是对前辈的致敬，对后来者的担当，对自己的交代。这就是应有的科学态度，这就是知识和学问代代相传的奥秘。
（三）改善出版史研究薄弱的现状刻不容缓
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开始，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学术是公器。学术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公器，也就是说，学术的着眼点是现实，是现实社会的矛盾与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大众做学问，或者说把学问“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根本性逻辑。大地就是人民，人民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知识的享用者。但解决矛盾与问题却不能只看眼前和表面，而是要探寻事物的来龙去脉，深挖历史根源和成因，否则就抓不住矛盾和问题的实质，抓不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矛盾与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历史观，是学术研究包括出版学术研究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从具体的出版学术研究方法论角度来说，出版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一样，都是事实或材料，不同的是，出版的所谓事实就是出版活动本身的经历或经验，即历史。出版的经历或经验即历史，是最扎实、最可靠的事实。
就当前情况而言，在出版领域，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出版史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对出版史的研究也明显不够。专业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有关出版史的文章非常有限，硕士和博士乃至博士后以出版史作为论文选题方向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不仅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也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智慧含量和权威性，因此也削弱了出版研究的传播效果和资政功能。这也使得出版学科的研究成果很难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出版学科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进入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圈子，吸收不到大圈子的基础营养和综合营养，享受不到人文社会科学大圈子里的学科协同效应。所有产业和事业都有历史，所有学科都有历史，而对于面向所有事业与产业、面向所有学科的出版业和出版学来说，历史或出版史研究或许就是打通出版和出版学与其他产业和学科的通道。关切现实与关注历史，是与出版学科建设同等重要的事情。处理好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是开创出版史研究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三、没有什么学科不是应用学科，也没有什么学科只是应用学科
正确认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出版学本体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调整对出版学科自身的认知，是关系到学科建设和出版产业发展的大事。影响出版一级学科建设的重大障碍之一，就是传统上关于出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的认识。出版学科若要取得重大突破，拥有更好的前景，必须冲破应用学科的认识藩篱，尤其是处理好出版学本体与跨学科的关系。就学科本体而言，没有什么学科不是应用学科，也没有什么学科只是应用学科。对于出版学科和出版产业而言，这是又一重要的认知革命。无论是学界还是出版产业，都存在着只顾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而忽视比邻田地乃至更广范围大田的状况，这种状况对学界和产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这一认知革命对于出版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对于出版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上，出版学一直被当作应用学科，所以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界，研究具体的出版实务多，研究理论相对较少;目光大多聚焦在出版产业和出版学科本体上，对其他产业和学科缺乏关注;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当下或现实，对出版史研究兴趣较小。这些隋况在近些年来各高校出版学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博士后研究课题中，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反映。出版行业专业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所反映出的状况，也与此大体一致。这种状况对出版学科发展和出版产业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利影响，与新时代出版学科和出版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大力开展的新文科建设要求也不相适应。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就是倡导学科交叉（互通）和交叉学科，出版业和出版学在这方面有着先天的基因和优势，利用好这一先天的基因和优势，出版学和出版业可望开辟一片新天地，可望迎来一个新发展。
（一）就学科本体而言，出版学从本质上就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
就学科本体而言，一方面，鉴于出版活动属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对其生产方式和传播形式的研究，直接涉及知识学、文字学、图像学、文化、艺术、传媒、法律或版权、传播学、科学、技术等学科。这些方面的知识和学问都是支撑出版活动或出版业运行所固有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其中文字、图像和技术等表现为工具和手段，知识、科学、文化和艺术等表现为对象或结果，传媒与传播等表现为属性或性质，法律或版权等表现为前提或条件。如果出版学研究可以从以上乃至更多的视角展开，无疑会给出版学科的学术创新带来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鉴于出版活动的价值指向在于出书育人，在于个体之人和整个人类种群的进化，对其效果进行价值评判，落脚点就自然会在所谓的社会效益上，因此，出版学就不可避免地与文明史、生物史、社会学、哲学和伦理学等直接挂钩。同样，如果出版学研究能够从以上乃至更多的视角展开，无疑会对拓展出版学的深度和广度提供新的助力。
从间接却绝非不重要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和管理学及其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也关乎产业及出版学科的发展。人类的所有活动总能被归结为经济活动，经济是人类所有其他活动的前提和保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观点，即所有人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属性的人，就算不学经济的人对此也耳熟能详。然而这不是强调出版学要重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主要原因，强调自觉地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研究出版學，恰是由现代科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具有企业活动的特点”。海德格尔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根据它的企业活动特性，科学为自己创造了与它们相合的共属一体关系和统一性。因此，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在商品经济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式，在现代社会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学术机构或组织已经企业化运行的背景下，学者已经更准确地拥有了“研究者”的新称号，研究自身的经济属性和企业属性已经成为产业研究的前提或必备条件。对于任何企业而言，研发或学术引航都是必要和必需的，出版企业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性质的企业，理应拥有更高的智力追求，应树立所有生产者都是研究者的理念，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使自身的研发与学界的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学界也同样应以企业的身份、企业的思维来从事学术研究，从另一个方向使学术的视角与企业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现代科学固有的本质力量直接明显地在企业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也只有自发的研究企业活动，才能从自身出发先行勾勒和建立一种符合自身的与其他企业活动的内在统一性。”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关于出版经济和出版企业的研究一直是出版学的薄弱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充分说明出版学研究还停留在狭隘的出版“本体”或“本位”之上，缺乏对属于出版本体或本位领域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关注和研究。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变的，需要学界和产业界共同努力，创造相应的合作机制、协同创新机制。
（二）就内涵而言，离开了其他学科，便不再有出版学
出版学与历史学有几分相像，历史包罗万象，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宗教、科学、文化、教育、生态、文学和艺术等，没有事物不是历史的存在，同时没有事物的存在，尤其是人类及其创造物的存在，也就没有历史;出版同样包罗万象，没有事物及人对其的认识（学科）不在出版的内容范畴内，同样，离开具体事物及人对其的认识（具体学科），便不再有出版学。
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到出版社应聘编辑岗位非但不占任何所谓的专业优势，而且通常是一职难求，主要原因是虽为编辑出版专业出身，恰是因缺乏具体“专业”支撑而专业能力显弱，除非做出版学科的编辑，他们是专业人才，做其他学科的编辑便尽显劣势。而出版业作为小产业，出版编辑类的图书需求少之又少，对出版类图书编辑人才的需求自然就会更少。关于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学生“没有专业”的问题，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探索相应的教育或教学机制，来改善这一不太令人满意的状况。例如，可否借鉴哈佛商学院的经验，哈佛商学院不招收本科生，工商管理硕士（MBA）是基础班，发展管理课程（PMD）是中级班，高级管理课程（AMP）是高级班，三个课程班都是常年正规招生，都有悠久的历史，学生毕业后都一样进入哈佛校友录，不同的是，MBA班是学位班，学生毕业可以申请学位。三个课程班面向不同对象招生，但都强调工作经历或经验，MBA班只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不招收应届本科生，PMD班只招收世界500强的中层管理人员，AMP班则只招收世界500强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三个课程班都不是短期培训的概念，而是纳入常年教学的学制，PMD班和AMP班的毕业生同样算作哈佛的正式毕业生，进入哈佛校友录，终生享有与其他毕业生一样的待遇，诸如凭ID进入图书馆查阅资料等。
如何培养面向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即一方面对生产实践有切实了解和理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具有编辑能力、善经营的应用型人才，是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努力破解的重大难题之一。学科建设就是在破解学术重大课题和产业重大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而破解学术重大课题和产业重大难题，光靠传统的出版学不行，或者说，眼睛只盯着出版学的小圈子不行，必须着眼于更大的学科范围，有更宏大的视野，借助其他学科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求破解之道。这是科学研究普遍原则要求的态度，也是出版学科自身特点要求的态度，离开了其他学科，便不再有出版学。
（三）就属性而言，没有学科不是应用学科，也没有学科只是应用学科
学问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认识。没有价值认识的学问，徒有认识的形式而没有灵魂，因为学问都源于问题，自然的和社会的;其归宿则在于解决问题，自然的和社会的。有的可以直接转化成技术工具，有的可以转化为技术方法，有的则可以转化为理论基础。我们反复强调，不是所有信息都能被称为知识，只有有用的信息才能被称为知识，不是所有知识都能升华为智慧，只有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能够产生生产力，即成为解决问题根本之道的知识，才能升华为智慧。虽然不乏科学家认为自己不是因为有用而是因为兴趣才从事科学研究的，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说，这话也许是真的，但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从国家和社会投入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的角度，从人类这个物种的整体性进化的角度来看，就显得很狭隘了。海德格尔的论述最能说明问题，他说：“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
可以说，科学与技术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服务于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演进。人类进化的方向是理性，社会演进的方向是文明。科学为人类提供的就是理性，自然科学提供工具理性，让人成为工具型动物，人类借助工具“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价值理性，让人合乎人类伦理道德地发明和使用工具，谨防将其用于反人类的邪恶行径。科学提供给人类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功用在先，离开了功用，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学科只不过是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离开了功用，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学科首先立足于功用，首先都是应用学科。就屬性而言，没有学科不是应用学科。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部结构而言，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有所侧重，有的学科更侧重于基础理论，被称为基础学科，有的学科则更侧重于实用技术，被称为应用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同样有所侧重，有的侧重于“道”，显得更人文，甚至更“没用”;有的则侧重于“术”，显得更社会，更贴近生产和生活实际，因此更“有用”。实际上，所谓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有的基础学科都面向应用，面向生产和生活实践;同时，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任何所谓的应用学科都很难成为真正的科学，很难成为真正“有用”的学科。所有的应用学科都离不开基本理论，理论为解决问题、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提供系统的思维，提供根本的方法，提供根本的解决之道。任何技术应用，到制高点，都会冲破“术”的层面，而上升为“道”。
具体到出版学科，如果永远都把自己定位或定义于所谓的应用学科，而忽视对“道”的追求，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把出版学科置于大的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或背景下，不能自觉地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研究理论与方法，不能与其他学科形成交流与互动，则出版学科研究不仅很难上升到“道”或智慧的层面，而且即便是学科本身更侧重于应用，其真正的应用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有鉴于此，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既要面向或立足于出版和文化产业应用，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借鉴跨学科方法论;既要立足于出版学，又要突破出版学的藩篱，尤其要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紧密结合。其中，中国和世界出版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亟待改善。国家正在实施的新文科建设，可以为出版学向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向努力提供新动能和新机会。与此相适应，出版学科建设应该重视新文科背景下的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学科体系建设。
四、结语
一般而言，学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认知革命和实践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面临“危机”亦即重大变革之时、学术或学科本身面临“危机”亦即重大变革之时。当代世界著名文化理论家、斯洛文尼亚“一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一个学科深处危机之时，要么致力于洗心革面，要么在其基本框架内补充其论点。在其基本框架内补充其论点，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序称为‘托勒密化’。之所以称之为托勒密化，是因为，一旦大量涌入的数据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学发生抵触，他的党羽就会引入额外的说辞，对异常现象做出解释。但是，不引入额外的说辞，不改变微小的前提，而是彻底转换基本框架，这时，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就会降临。”齐泽克的这番论述对于当前出版学科面临的形势，可以说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出版学科申报一级学科可以看作出版学面临重大变革之“机”，这一阶段“危”与“机”是并存的，并不是只有“机”。如果申报没有成功，“机”就将变成消极的“危”，编辑出版专业依附性存在的尴尬局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还可能雪上加霜，很多学校甚至会直接取消编辑出版专业，编辑出版专业将直接面临生存之危。出版学科进入了一级学科，也不意味着“危”就自动解除了，只是“机”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危”的局面仍然存在，仍然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扎实稳固的立足之地。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基本理论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学者对出版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给予了关注，这是好的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而上述三大关系更应被看重，处理好这三大关系直接关涉出版一级学科建设的成败。
首先，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出版学科实际来说，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现阶段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仍局限在实践上，忽视了理论研究，造成了理论研究的薄弱状况。而没有理论研究，任何学科都缺乏基础、缺乏深度、缺乏逻辑，都不可能产生真知灼见，不可能创造智慧，其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新的认知革命让学界把理论研究置于应有的地位，不仅可以改变理论研究滞后的局面，还能让学术或理论引领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
其次，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目前还少有人认识到研究出版史对现实的出版业所具有的实际意义，这是出版学科的认识误区，这个认识误区已经造成了出版史研究薄弱的局面。出版的历史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可供遵循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教训，还能够给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站在现实的观点和立场上，现实就是最前沿，是没有方向的极点，走过的印记或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辨明，甚至指导我们规划方向，回望来路是寻找前进方向的重要基础。新的认知革命让我们更加重视出版史研究，要把出版史研究置于应有的地位，改变出版史研究薄弱的局面，要让出版史研究为出版学科提供丰厚的研究材料，奠定濃厚的文化底蕴，培育深厚的学术土壤，创造强大的发展动力。
最后，关于出版学科本体与跨学科的关系。这是出版学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名言，长期为出版学科所忽视，新的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体融合，或多或少让这种局面有了些许改变;但跨学科研究，或自觉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仍属于凤毛麟角。与此同时，对出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的传统认识仍然在学界占据主流，限制了出版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期盼新的认知革命能够为出版学科提供新的视角，开辟新的天地，带来新的知识和新的思考，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让出版学科走出短浅和狭隘的“自留地”，步入深厚、广阔的科学原野，既可深耕，又可开拓，果实和效果自然可期。
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需要新的认知革命，尤其需要新的自我认知革命，只有认清了自我，才能认清道路和方向，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虽然对于上述三大关系的重新认识，算不上哥白尼式的颠覆性革命，然而在出版学界和产业界，“托勒密化”式的固化模式和僵化思维肯定在很大范围和很大程度上存在，这种传统的思维范式和自我认知范式，不能满足新时期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因此，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引入一些多少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维和新认知。新的认知革命能让出版学在更广阔的天地，经受更多的风雨，吸收更丰富的营养;在更宽阔的海洋，经受更大的风浪，激起更大的抱负。新的认知革命可以把出版学科带向新的深度与广度，让其更具科学性、全面性和智慧性;出版学科的影响将超越出版学本身，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血缘大家族，进入它诞生之时的原本家园——人类大社会。出版的理想——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才会回归原初的动力，并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这就是出版学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出版业和出版活动的真正价值所在。
唯此，出版学才能站稳一级学科的脚跟，享有一级学科的阵地，才能吸引和激励更多的优秀学子，进入出版产业和学科领域，成为出版产业和学界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出版业才能蓬勃发展，出版学科才能繁荣，出版业和出版学才能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征程中的独特作用，才能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为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方面，作出出版业不可或缺的贡献。唯此，出版业和出版学才能享有其应有的地位，才能享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