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延安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为张思德致悼词，最后他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人与这块土地深度融合的本色。1945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七大党章。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宗旨。
分得了土地，农民真正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在农民占大多数的陕北，土地是边区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自浩荡千年来就有着“类货币”的价值特质，也使其成为财富的象征。中国局势盛衰的萌芽，很大程度上都在土地这个关键角色中孕育。
毛泽东认为，要想赢得农民，一条根本的法则就是还田于民，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陕北的农民，土地改革之前，深受土地兼并之苦，大多租种别人的土地。
始于1934年11月的土地改革，使得陕甘宁边区大量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时期的政府，几乎是不收税的。林伯渠这样向斯诺解释其“政府不收税，工业收入微乎其微，钱从哪里来”的疑惑：
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的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放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
1937年7月，党的洛川会议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具体为：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确保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地主、富農反攻倒算;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延安除鄜县外，均已进行土改，故只在鄜县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政府开始征收农业税，当时称为救国公粮。征收以后以地区为单位贮于民间，军队打到哪里，吃到哪里。1942年开始实行累进税制。
土地政策让农民得到切实的利益。清涧县白家峁村人白生海回忆：
边区政府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就不一样了，没田的分田，没牛的分牛，把富农地主斗平，共产共产，共有的东西分给穷人。“三十亩田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这就是边区的口号。有了这些东西就能搞生产，产粮食，生活就好了起来。
边区的政策吸引周边许多农民蜂拥而至。斯诺在《大河彼岸》中描述过这样一幅情景，一位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边区，“因为，那里有另外一个世界”。红军占领了延安后，李裕华偷渡过封锁线，越过群山到此地观察情况。他这样叙述当年的情景：
这里的一切就像宏山初获解放那时一样。我跑回去告诉我的邻居，两日后，另外7户人家便准备出发了。当时我已有4个孩子，我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收拾妥当——只用一个轻便的包袱便已全部装下。8户人家摸黑出发，于两日后便安然抵达延安。1942年，这里进行了第二次分田地大会，我们也得到了土地——每人4亩，我们8户人家的地分在一块，并于1943年组成了合作社。
边区致力于减租减税，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却一直饱受贫困、饥饿与灾荒的折磨。曾在国民党统治区采访过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
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征粮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宴席上享受着山珍海味，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他得出结论：“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杰克·贝尔登发现，边区的农民只向政府缴纳收成的8%-15%，而国统区的田赋高达50%-90%，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
为了吸引和安置移民，边区政府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1942年2月以后，明确划定移民开垦区，设立移民站，负责接待安置移民。来边区的移民，没有户口限制，边区政府给地给粮。榆林地区移民鲁加选回忆：
移民在3年内可以种地，不征粮，不用出任何粮和税……只要你来了，准备住三年两年。你今年在这儿种地，公家就帮你把牛买下、农具置下，把你们全家安置好。
所谓“公家买牛”，通常指的是移民安家以后，如缺乏耕牛，边区政府帮助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农业贷款属边区自创，仅1943年边区政府就发放农业贷款3700万元，1944年则增加到1亿元。为农民带来及时雨的银行，成为百姓眼中的“青天”。志丹县的农贷工作报告称：“我们在贷款过程中，从群众中得来的反映不少，他们真的认识了公家是帮助他们的，解决了群众在青黄不接时的困难……同时抵制了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
1943年，边区政府又修订颁布19条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详细规定在生活、生产以及政治、文化、卫生等方面的优待政策，其中的规定让移民感到温情，如阎庆生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一文中写道：
3年免纳地租，如因种菜或种料需少许熟地，得呈请区乡政府视情况，酌予调剂。移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或在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对于参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
来到边区讨活路的移民，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就一改出来时贫困交加的凄惨局面，最差的能饱食暖衣，大部分能温饱有余甚至比较富足。当时的移民热潮有歌为证：“葭县移民走延安，一心要开南老山。不到两年你们看，都能变成米粮川。”
当人与土地可以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才真正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当年的延安吸引的不仅仅是读书人、文艺家、革命者，实际上还有许多种田人。
李有源，葭县的一名农民歌手。共产党的到来让他获得了土地，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感激的心情。1942年冬，他创作出了著名的陕北民歌《东方红》。葭县村民柴如范回忆：
有一次，李有源担大粪担到保家湾炮台梁，累了，歇一歇。他看到太阳红彤彤的，阳光照得葭县通红。他触景生情，说哎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人把毛主席比为一盏灯，太微小了。一盏灯只能照一孔窑，毛主席像太阳，能照全国大地么。他回去就慢慢想，就编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至此，“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唱响全中国。
为百姓服务，成为延安医院恪守的准则
当时边区，疾病普遍流行。直至1940年，成年人平均死亡率仍达30%，儿童则达60%。根据延安13个村庄的调查统计，1943年至1944年间，人口自然出生率为82‰，死亡率为59‰。死亡人口中，婴儿死亡率又占了大多数，部分地区婴儿死亡率甚至高达60%。
1942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接见劳动模范时，问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一位劳动英雄说：“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回应，要做到人财两旺。毛泽东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并希望延安各大医院、边区医院、卫生所等负责农村群众的医疗卫生防疫。
共产党人創办的中央医院，是陕甘宁边区最高水准的医疗机构。中央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生们，组织成医疗小组，到乡下宣传医疗卫生常识以及传染病防治。他们学习陕北话，并成立百姓喜闻乐见的卫生秧歌队，宣传卫生知识、防疫知识。中央医院医生韩子玮回忆：
我们画了大量宣传医疗卫生的漫画系绳子上，再把绳子挂在树上，宣传怎么样预防传染病、怎样接生新娃。
除了宣传，医生们还直接去老乡家里为他们治病、接生。医生宋光明回忆：
我们当时去了解他们谁生了多少孩子，谁怀了孩子，谁还没有孩子。有了孩子的咱们就经常去见她，到生的时候咱们就住她那儿去，等她把孩子平安地生完了再回来，过几天再去看看，就这么跟老百姓了解情况。
医生们的努力获得了效果，农民们开始接受健康的卫生观念，开始选择到医院生孩子。
为百姓服务，成为中央医院和其他医院恪守的准则。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强调：“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治疗，并在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为人民服务。”
韩子玮回忆：
老百姓最初来医院还有些顾虑，他们进来的时候有点儿恐惧，还担心这个孩子能不能活。在家里土炕上生，孩子生下来就包着被子，脐带留得长;咱们是断脐干净，把孩子穿得好好的，干干净净地包着。等孩子脐带脱落以后我们才让出院，平平安安地出院。更让当地百姓打心眼里高兴的是，在医院看病是免费的，不但治病免费，吃饭也免费。后来，越来越多的百姓愿意在中央医院生孩子。
在延安市场沟人陈玉英的印象中，来中央医院看病的人熙熙攘攘，“外地洛川来的，这儿来的，那儿来的，有乡下来的，都在中央医院接生娃娃呢”。宋光明回忆：
中央医院的产妇得到了超常的待遇。给产妇吃得很好，毛主席那会儿让给红枣稀饭，补血的。枣把核抠了，给产妇熬。治疗免费，但服务并不打折扣。医院的护士把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那时候就是医生不分昼夜，随叫随到，主动巡视病房，一天3次。
病重的人我们医生亲自守着，思想上不依靠别人，不依靠护士。护士8小时下班就没有责任了，我们医生是要24小时担负这个责任。病人生命就在我们肩上，所以我们也不能休息，就守着病人一直到他脱离危险，那时都是这样做的。
延安医院的大夫，还能记得不少治病救人的故事。韩子玮曾经救过一个得肺炎的孩子：
1944年，有一个得肺炎的孩子病得很重，其父亲是一个经商的小商人，无儿无女收养了这个孩子。孩子到我们医院，我们就收留了。孩子病很重，发高烧，痰喘不止且昏迷不醒。经过治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细心治理，对症治疗，结果经过努力，把他抢救活了。在我们医院住了40天，因为他营养也不好，所以恢复比较慢，我们尽量给他豆浆、鸡蛋羹这些最好的食物。孩子病好了，出院了，他父母特别感激我们医院。我们说不要感激医院，这是党领导的医院，只要老百姓生病了，我们都会治疗的。
医生向进曾经救过一个猩红热的老乡：
有一次，一个老乡忽然口吐白沫，呼吸非常困难，当时就要窒息了。我当时诊断很快，赶快把他抬到我们卫生所来。我一看他手脱皮脱了很多，便诊断这是得了猩红热。得了猩红热以后很容易引起肺水肿，肺里的水多了，吐白沫，就把气管堵住了。我赶快给他放血，放完血后，口吐白沫的症状很快得到缓解了，这个老百姓就救过来了。
在这些医生和护士眼里，没有干部、军人与老百姓的区别，他们都是身份平等的病人。中央医院医生骆行感慨：“他只要是我们的病人就得按病人对待，并不是因为你是老百姓他是干部有所区别，你多大干部来该怎么治疗老百姓也就怎么治疗，绝对一视同仁。”
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在《中共中央医院的四周年》中感慨：
因为群众住院也是全部免费的，所以据1944年1-5月统计，中央医院在5个月中，为此而开支的医药费就达246万元边币。这说明了本院不只是照顾中直、军直的病人，而对政、军、民各界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他们部分的治疗工作……老百姓来住院的，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更多些。侯家沟村里有一个老百姓，过去生了3个娃都死了，今年第四胎入院生产活了。于是那个村中，今年在本院生产的就有5个产妇，都是笑嘻嘻地举了一个胖娃娃回去。
正如延安市枣园镇侯家沟村居民尚宏恩所说：“军民团结起来，把这个卫生搞好，同时破除迷信，从此也不相信巫神了，生孩子也在医院生，有病在医院看，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呢。”
延安因为有了这些“白衣天使”，人民的生活才有可能“财旺，人也旺，日子旺”。
群众有了学习的机会
“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100人中识字者有2人，再如华池等县200人中仅有1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报告中，林伯渠对边区的教育忧心忡忡。
地广人稀、生活贫困的特殊环境，使得当地教育极度缺乏。1936年，“全边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12500人中才有一所小学”，百姓文盲率高达99%以上，封建迷信大行其道，陕北的人民一直在教育的低谷徘徊挣扎。
农民要识字，孩子要读书，教育问题成为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1937年，政府决议进行普遍的免费教育。当年4月29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其中提到：“小学教育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以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夜校的灯油费和教员的津贴或由政府开支或由地方筹措，看地方情形决定。”
群众有了学习的机会。延安的“课桌”有大有小，大可大到面向群众的社会教育，小可小到针对孩子的学校教育。
1938年8月5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明确各基层组织要通过举办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众教育等6种形式，切实搞好农村社会教育。
被分配在延安市“民众教育馆”的杜群，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青年学习识字”。她回忆：
学习方面，主要是给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抗日战争的形势，讲一讲妇女解放的问题。教他们识字的形式则是挂个小黑板，组织大家一块坐下讲一讲，教他们的字也紧跟时代形势，譬如“抗日打日本，妇女解放”。毛泽东指出，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而教育能够“开化”民众，使他们于中国乱局中拨开迷雾，理性释放他们的民族情绪，从容融入到救国救民的时代洪流中。
绥德文工团团长闫晓明回忆：
问题是你不识字，你就和瞎子一样，天下大事你什么也不懂，你认识了字，你就懂得了党的好多政策。所以，你做什么都有目的，你就有了劲头儿。
负责识字的同志们做宣传工作，四处贴标语招生，并积极奖励学习积极分子，还请劳动英雄、变工队队长等模范人物向群众宣传识字的好处。
1944年6月，与习仲勋结婚不久的齐心来到郝家桥专门办了识字班。郝家桥老会计马兴业回忆：
那时候这里的人基本都没有文化，只有那些有钱的人雇用老师教书，其他的人根本没有读过书，齐心在这里搞这个活动，晚上教年轻人识字、唱歌、扭秧歌，给郝家桥的文艺工作带来活力，而且她和郝家桥的人民的关系特别好。齐心办的识字班红红火火，老的也罢，小的也罢，男的女的，组织起来搞这个夜校，办这个识字班，她亲自辅导。
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根据教学的时间不同，分为冬学、夜校等形式不同的课程组织方法。延安柳林镇人贺起旺回忆：“有自愿学习的5人以上的村庄，由劳动英雄变工队队长等人出头，就可立一冬学。”夜校面向“所有的人，谁愿意去都可以去，每天晚上两小时，第二天再参加劳动”。
为了方便群众的识字活动，识字工作还创造了识字组。只要有一个人识字，就可以成立识字组，教学形式不限，每天认两三个字即可。
群众教育的教学方法也五花八门，贺起旺说，“锅上写个‘锅字，擀面杖就在上面写‘擀面杖”，还成立过识字岗，“专门有两个人在大路口拦住考你，不会的话他們教给你，直到你学会后才可以离开”。
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到1945年，边区共有小学1377所，其中民办小学占1057所，达到总数的76%;民办小学的在校人数也占到全部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左右。
教学方式同样因地、因时制宜，灵活调整教育方式，有的“群众自行管理，自选教员，自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的“教员由政府指派，教材则按照学生家庭的需要编写”，有的“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人，全体学生都不脱离生产，分早、午、夜班授课”。学生一般还有麦假和秋假，以适应农事需要。
而且，无论是群众教育还是学校教育，越来越接地气。群众与孩子们学到了在农村与家庭中更为实用的知识，如记账法、写信、写路条、打算盘、种菜。
教育，也使农民看到了切切实实的实惠。
在延安，还有一种别样“课桌”，教员数量众多，从普通群众到中共中央领导，都是其中一员，但学生的数量稀少且身份特殊——“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农村对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计，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及各界人士，对“二流子”进行救助改造。对“二流子”的改造方式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确定本村哪些人为“二流子”或“半二流子”，召开群众集会，集体劝说，或强制处罚，使他们改正陋习。
在党政领导教育以及群众的教育指导下，“二流子”的数量大大减少。到1943年初，边区3万多“二流子”得到改造，未改造的剩下9554名;到年底，这9554名“二流子”中又有58.8%得到改造。被改造的“二流子”不但积极劳动，有些还成了劳动英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延安枣园村有个人叫钟万才，在陕北红军某团当过机要科科长。后来钟万才夫妇染上了毒瘾，从部队复员做农民。当时，吸毒现象在陕北农村较为普遍，直到党中央来到陕北之后才开始禁毒。
得知钟万才的事情之后，枣园乡乡长杨成福经常去他们家给两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们戒毒。慢慢地做通了他们的工作之后，杨成福把钟万才夫妇带到山上进行劳动。
一年以后，这对夫妇不仅戒了毒，生活光景也渐渐变好。这件事情由乡里上报给县里，再由县里上报给延安市，最后有人把情况反映给了鲁艺。鲁艺根据钟万才夫妇成功戒毒的故事，改编成《二流子变英雄》的剧目。
1945年正月十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观看《二流子变英雄》后一致说好。毛泽东称赞道：“二流子改造过来也是一个好劳动者嘛！”因为这件事，1945年底杨成福被评为模范乡长，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
当劳动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德，不劳而获的“二流子”成为被人摒弃的对象。
外来的女子可践行理想与信仰，陕北的女性可获得解放和新生
延安的女子有两种：一种是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的女青年，一种是陕北的婆姨。原延安电影团成员姜云川看到在延河边上嬉笑打闹的女子，有过这样的疑问：
这些人肯定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有的可能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千金小姐，她们为什么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跑到这儿干这个事呢？她们这些人肯定不愁吃不愁穿的，为什么干这个事？为什么来找苦吃？就是因为她们要参加革命，她们看透了蒋介石这个政府、旧社会，一定是这样，所以她们自愿来到延安找苦吃，来到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打倒旧社会，给革命出一把力。这些女子真是令人可敬。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很多走的是一条叛逆者的路。17岁的孟于被延安的理想与信仰所吸引，成为家庭的“背叛者”：
我当时所在的中华女中还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我的家庭比较封建，父母供我读书只是希望我有点文化，将来能写写账，而不希望我整天抛头露面。所以那段时间我没少挨父亲骂，因为我读了很多鲁迅、巴金等人的小说，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巴金《家》的影响最大，所以有了冲破封建家庭阻碍，要自由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读书会请了延安回来的一位同志作交流，他给我们讲了延安的革命情况，特别讲了延安很自由，可以读进步书籍、自由发表意见等，这让我很向往。
家中开船厂的苏菲为自由奔赴延安：
我们家在当地算是一个大户，还有一户李家也是船厂主，他家大人想让儿子和我订婚。但那时我已经在女中读书，也看了一些进步小说，不愿意订婚，就想出去走走，看看更大的世界，所以1935年我逃婚去了上海。在上海经朋友介绍，我加入了“左联”领导的话剧演出团体艺术供应社……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我们属于抗战后援队，边打边撤退，先是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又从香港到了越南老街，再从老街坐火车到昆明……经贵州、四川、西安，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到了延安。一到延安我就感觉，算是解放了。
老家在东北的于蓝来延安是为了抗日，不甘心做亡国奴：
我的老家在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打了进来，家沒了。那时我还在念书，心想，念完书后干什么？要是给日本人干活，那岂不成汉奸了？于是，我和家人从东北来到了平津一带，没想到，平津很快也失守了。就在我没有任何生存希望的时候，听同学说，平西斋堂有支抗日队伍，但他们的生活比较艰苦，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听了很高兴，说：“我不怕艰苦，能抗日就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我参加了这支队伍。在斋堂经过短暂停留，我们一行十几人靠着两条腿开始向延安进发。
1938年10月24日下午，到达延安。这个地方是真正自由的、抗日的，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这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女青年们，她们脱下旗袍、皮鞋，穿上统一的制服，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中会不经意透出女性的几分柔美来。即使在延安这个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小城，她们依然不改爱美的本性。
骆行自己缝制了看起来很高级的凉鞋，“用布条拧了以后，编了带子可以做凉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木头板，拿锯锯成一个鞋底，钉一个横带。当然漂亮了，蓝的白的交叉起来的带子，那是很高级的”。擅长女红的女孩子们，能把衣服修改得贴身漂亮，譬如“搞一个翻领，腰身搞小一点”，最起码也要在腰间系一条腰带，就是列宁服了。有些女孩还在草鞋上花了心思，缝上大红星或红花。
这些满怀热情的革命女青年，很快融入延安气氛热烈、生机勃勃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中。在延安，这些在国统区看到或尝尽人间冷暖的女孩们，感受到简单纯朴且温暖的同志关系：
在延安的生活跟外面的一般生活不大一样，大家是姐妹关系。我们睡的炕，天冷的时候被子大家互相盖，取暖。谁生病了，我们就照顾她，给她喂饭、洗衣服。
到吃早饭时，就去锅里“抢”那个叫作“列宁饼干”的小米锅巴。那时候生活虽然苦，但精神上是自由的、愉快的，同志们之间也很无私、友爱。有一次我不小心掉到河里了，很多同学都来帮我，帮我烤棉裤，熬红糖水，真是让我有一种家的温暖。
在这个看起来有些灰头土脸，缺少公园、咖啡馆与酒吧的小城市里，她们的娱乐活动依然丰富多彩。延安是歌声的海洋，这些女孩子们就徜徉于歌声的海洋中。“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作家何其芳如此形容当时的情形：“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
集体跳舞，成为女孩们在延安生活中的另一道风景。那段随着音乐旋转的时光，是浪漫的，并有着别样的优雅：
那时很流行舞会。因为实行星期六制，平常过集体生活，到了星期六，夫妻们就聚在一块。舞会很普通，在王家坪、杨家岭和鲁艺都举行过。
那时，人们的娱乐活动太少了，所以去跳舞的人很多。我们夏天穿草鞋，冬天穿棉鞋跳舞，在打谷场上点一盏马灯就可以。一把或者几把胡琴就能够让大家娱乐半天。
当时军委的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山沟沟外面有一片平地叫桃园，确实有几棵桃树，中间有篮球场那么大的平地。毛主席跳三步舞跳得很好。毛主席跳舞时，大家都围坐在地上，不会跳的也没关系，都跟着他学，很快就能学会。
除了热烈奔放的唱歌以及热闹快乐的舞蹈，在延安还有一项文静儒雅的娱乐活动——散步。
每当夕阳西下，延河边上就会出现三三两两的人，他们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恋人。很多女孩在延安收获了爱情。
外地的女青年，奔赴延安践行她们的理想与信仰，是时代的新女性。而对于陕北的婆姨，她们的新生活是解放，获得平等与自由。
在相对闭塞的陕北，旧时不合理的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极低。随着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陕北婆姨的解放运动呈势如破竹之势。
陕北婆姨的小脚放开了。1937年7月，在边区召开的县、区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案。由小脚变成大脚的陈玉英得知“禁止妇女缠足”的消息极为高兴，“我的脚以前缠着呢，主席说不让缠……大家都高兴的，都放开了，放成大脚了”。
陕北的婆姨也不再是“烧锅煮饭，缝衣补烂，养儿刨蛋”，她们解除包办婚姻，走出家庭，“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她可以不必再依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心忍气地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
大量的农村女性被动员加入生产劳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同男子上前线一样光荣。朱德在1942年12月17日边区妇联执委扩大会上指出：“壮丁们上了前线，妇女们在这方面的（发展边区经济）的责任尤其重大，没有妇女群众积极参加，边区经济建设计划就不能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会受到极大挫折。”
抗战初期边区妇女就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生产。据延安等6县的统计，有妇女学习生产小组14501个，参加的妇女有35594人。1938年春，参加开荒的妇女有20600人，开荒2000垧（旧时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西北地区1垧合3亩或5亩），全边区有50%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
体现女性解放的标杆性突破则是选票，女性也有了选举权。有当时动员女性参加选举的新歌为证：
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
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
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
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
每每到了选举之日，无数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走向选举现场，婆姨手中抱着娃娃，姑娘、新媳妇们盛装打扮，甚至连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太也拄着拐杖参加选举。
孩子们流连忘返的乐园
在旧中国，儿童是最无权利的，是家庭的附属物。但延安的孩子，已经不是过去一样的家庭奴隶或父母的掌上明珠，也不是某个个人可以玩弄或任意摧残的无知无识的对象了。战争生活、敌人的残暴凶狠，使他们从刚懂事起就明白了民主、反抗的意义，在那纯洁的小小心灵中，已凝聚了爱和恨。
1944年7月，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一员，谢伟思参观访问延安后，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里真是一块神奇的黄色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一代新人。
谢伟思报告中的“新人”，指的就是延安的孩子们。
延安中央托儿所成立之初，既是为了解除前方战士和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更是对孩子生命的尊重。
延安卫生条件差，甚至有老鼠把小孩的鼻子和耳朵咬伤了。刘松柏（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型之女）的母亲生下她不久，“就要回党校二部学习，怎么办呢？没有人照看孩子，母亲就想了一个主意，把一只猫用绳子拴在小床腿上。老鼠知道有猫，也不敢上床咬孩子”。刘松柏1岁以前，几乎是猫把她看大的。
人们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只得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的群众。
整个延安时期有4000个孩子出生，他们的父母要上前线，就把孩子托放在老乡家或者把孩子组织在一起照看。后来出现一些问题，有些孩子被烫伤、病死、丢失，也有的被特务迫害。后来毛泽东说无论如何这样不行，要成立一个托儿所。
1940年春天，延安中央托儿所（1942年为感谢爱国华侨支持，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正式成立。托儿所所长丑子冈之女丑松亮回忆：
中央书记处听说这个事，主动腾出来7孔窑洞。第一批中央托儿所的孩子有7个，有毛主席的娇娇（李敏），有李铁映，还有王首道的女儿，还有贾拓夫的女儿贾丽丽等。整个延安时期是共有96个孩子。这些孩子有烈士子弟，有高干子弟，也有一般的干部子弟。
随着来延安的人越来越多，在延安出生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原延安保小学员刘歌回忆：
1945年6月的时候，在延安新成立的保育院叫延安第二保育院，第一任院长是南汉宸同志的妻子王玉兰阿姨，这个保育院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去东北的干部，因为去东北要过封锁线不能带孩子，要去东北的干部就可以把孩子寄养在这个保育院里头。
延安保育院不仅有延安当地的孩子，还有很多外地逃难的孩子。当年很多孩子在新疆呆过盛世才的监狱，1946年的时候通过张治中将军将他们解救出来，就到了延安。把他们安排在延安最好的保育院，叫洛杉矶托儿所。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不能耽误他们念书，就找了一些老师来教他们文化，教他们写字。保育院又成立了附属小学，简称保小。
延安保育院的老师们，在中央政府、军队和老百姓的支持下，为孩子们建起一道战争防线，使得他们远离了战争的残酷，得以平安健康地成长。
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的“饭碗”却异常丰富。在原延安保小学员王锐铃看来，“那时候抗日战争是很苦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可以的，能够吃小米、馒头，甚至保小养了猪，能吃上肉，学校还做豆腐给我们吃”。
乌兰夫次子乌可力至今仍然难忘每天早上的那碗羊肉汤：“那时候中央政策对保小的学生还是比较优待的，我们的待遇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待遇。为什么呢？每天早上有一碗羊肉汤，羊肉熬出来的汤，泡的玉米。”
孩子们碗里的一粒米、一块肉、一棵青菜都来之不易。丑松亮回忆：
那时候我妈她们（丑子冈和保育院的老师）有时候都要自已出去背粮食。一天傍晚天黑了，接到上级通知，说有粮食送来了，这时候我妈什么话都没说，站起来就走。背到半路碰到什么？狼群！
她一个女同志碰上狼群了，很可怕的啊！最后跌跌撞撞地总算到家了，人也都累瘫了。因为是狼群，不是一只两只狼。但是粮食一粒没撒，都背回来了。背回来以后好多人说你太不容易了，多悬啊。她说：“为了孩子，粮食来了，那我就得去背啊！”
颠沛流离的时代，延安是孩子们流连忘返的游戏乐园。欢快的跑跳，欢笑的声音，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在大人的保护下，还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也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过着多彩的快乐生活。来自国统区的记者赵超构这样描述他的见闻：
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就叫做兒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2岁至6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散放在空气和阳光下面嬉戏。他们到延河拣彩石，各种各样的彩石，回来磨成黄颜色的粉，或者磨成红颜色的粉，拿桃树胶一掺和，画彩色画。他们自己做二胡，自己做鼓，做各种乐器。做二胡要揪马尾巴，最后把学校的一匹马的马尾巴都快揪光了……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在赋予孩子游戏权利，让他们体会快乐的同时，延安保育院等机构还肩负起教育之责，为他们提供文化知识课程及培养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能力。正如谢伟思在调查报告中所写的：“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的不知不觉中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责编/黄梦怡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延安延安》，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延安延安》摄制组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本书编写组著，研究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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